新隋唐演义

一、历史背景从隋末大业十一年(公元615年)到唐初贞观四年(公元630年)，短短十五年的时间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浓缩了中国两千年封建王朝的兴衰史。公元581年，中国出现了一个庞大的王朝――隋朝，八年后，它统一了中国，结束了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二百七十三年长期分裂的局面。又过十九年，隋朝人口骤增三分之一，有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十六，有口四千六百零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六(奴婢、部曲尚不在其中)。唐朝贞观之初(627年)，因为战争人口锐减，有户不满三百万，经过二十三年“贞观之治”，到了唐高宗永徽三年(公元652年)，人口虽有增加，但远不及隋朝，只增加了八十万户，有户不到三百八十万，还不到隋朝胜极时的二分之一。隋朝完善了北齐以来的均田制，经济得到迅速发展，号称兵甲强锐，富有四海。所以隋炀帝才有财力建东都，开运河，修驰道，筑长城，隋朝修了许多粮仓，仅洛阳附近的洛口与回洛两个粮仓，就积米二千六百万担。据史书记载，隋朝积攒的财富，到了唐朝还用了数十年。然而就是这个盛极一时的庞大王朝，只经过了两代帝王，在短短的三十七年后，灭亡了。唐人吴兢编著的一本书《贞观政要》，上面有一段魏征的话，他上疏曰：昔在有隋，统一寰宇，甲兵强锐，三十余年，风行万里，威动殊俗，一旦举而弃之，尽为他人之有。隋朝的灭亡，除了隋炀帝穷奢极欲，穷兵黩武外，最重要的原因便是轻视人民，无限地剥夺人民的财富，隋朝的富有是建立在人民的贫困之上。在豪华的都城外，随处可见穷困潦倒的老百姓，隋文帝时，遇到灾荒，朝廷有时还拿出一部分粮食救济灾民，隋炀帝登基后，几乎没有赈灾的举措，而那年的元宵灯会，却要花费万万两白银。百姓的反抗，一但有火种，便会迅速为燎原之势。隋朝灭亡的另一重要原因，就是堵塞言路。反对的声音隋炀帝一句也听不进去。农民起义几乎遍及全国，大臣却没人敢说一句实情。隋炀帝不愿听，说实话的不是被罢免，就是下大牢，有的还丢了性命。隋炀帝到死都不明白他的败因。当反叛的禁卫将士要杀他时，他问：我有什么罪，你们如此对我？将士们历数的罪恶，其中一条是亏待百姓。隋炀帝承认他亏待了百姓，对禁卫将士说：我的确亏欠了百姓，但是我给了你们荣华富贵，你们为什么竟然如此对我？隋朝大势已去，天下共恶一人，隋炀帝必然要被抛弃。历经战乱，唐朝再次统一纷争的天下。李密、王世充、窦建德、李建成……多少风云人物成为这段历史的匆匆过客。贞观元年，唐太宗李世民从父亲李渊手中接过皇权，也接过了隋朝的均田制、府兵制、科举选士等一系列利于国家发展的制度和政策。同时，也接过了隋朝覆灭的惨痛教训。李世民深知百姓在国家的重要，他减少税赋，遣散宫女，减少官吏，减轻了人民的负担，他教诲儿子“君，舟也；人(百姓)，水也；水可载舟，亦能覆舟李世民广开言路，诚心求谏，听取大臣们的不同意见，知错就改。他对大臣说：人欲自照，必须明镜；主欲知过，必籍忠臣。他还说，兼听则明，偏听则暗。炀帝偏听于虞世基，才误了朝政。凡是提出李世民过错的，他都给予奖励，并对刚直不阿的大臣魏征等人给予重用，专门挑自己的毛病。李世民提倡节俭，任用贤人，听取民声，不具一格提拔有才能者，有些还曾是他的敌人。在治理国家上，他时时处处以隋朝灭亡的教训告诫自己。《贞观政要》上面记载了李世民和大臣的谈话，其谈论隋朝的教训，几乎无处不在。李世民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，改正隋朝遗留的弊端。短短四年，天下大治。“商旅野次，无复盗贼，囹圄长空，马牛布野，外不闭户”(<贞观政要>)，<资治通鉴>记载，这一年全国因犯罪被判死刑的只有二十九人。唐太宗李世民的“贞观之治”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就是吸取、改正隋朝覆灭教训的之治。隋朝的兴衰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思考和感慨。虽然封建社会早已灭亡了，如今执政的共产党其唯一的宗旨便是“为人民服务”，共和国的政权本身就是人民的政权，但从历史这一面镜子，我们仍然可有所启示，隋唐这段兴衰史，使我们更知“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”之重要；更深地体会到新一届国家领导者提出的“以人为本”“执政为民”之久远意义。历史剧的真实，首先在于这段历史精神的真实，在历史精神真实的基础上，取舍历史事件，塑造典型化的历史人物。如隋炀帝，他自恃才高，轻视众臣，拒绝忠言，凶残暴躁，穷奢极欲，欲将天下美好占为己有，他将昏庸的封建帝王之根发展到极至；又如虞世基，貌似沉稳，巧言谄媚，以迎合皇帝的喜好为立于朝廷的根本；再如李渊，含而不露，长期在暴政的压迫下，变的优柔寡断，称帝后，也欲摒弃隋朝的劣政，但总不能彻底；又再如：李世民，十八岁举义，目睹了隋王朝兴衰、百姓疾苦，其经历使他心胸大度，济世安民是他名字的含义，更是他的目标；再如李建成，举义时也是雄心勃勃，欲拯救天下，他和李世民一样，善待百姓和士兵，战斗中身先士卒，但做了太子后，由于久居小人之中，他变了，心胸狭窄，害怕承担危险，又嫉妒冒生命之险屡建战功的兄弟